发布时间:2024-08-28 02:48:57 来源: sp20240828
3月1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传来好消息:小米公益基金会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无偿捐赠1亿元,用于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支持本科生开展基础研究。
这是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的又一个典型案例。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基础研究的系统布局,不断完善基础研究的多元投入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强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创新基地、优势团队和重点方向,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社会资金是基础研究投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国家投入的有益补充。”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宁波大学校长蔡荣根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基础研究是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的事业,应当鼓励、支持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经费来源亟须向多元化转变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进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基础研究经费从2012年的498.8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2212亿元。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长期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超过90%来自政府财政,经费投入来源亟须向多元化转变。
“当前,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中央财政,企业投入或社会捐赠比较少。尽管企业有各种税收优惠,但它们更加关注产品产出,投入的方向和基础研究有本质区别。”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告诉记者,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统计,2017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45%来自政府投入,剩下的55%来自企业、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在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早就有私人基金会和慈善机构资助基础研究的传统。
“有些基础研究方向风险相对较大,财政经费投入相对困难。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讲,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些资金能够跟财政经费形成互补,投入一些没有得到大多数人认可、风险相对较高的基础研究方向。发达国家都有专门支持这类风险较高的基础研究的基金会。”王贻芳希望,国内的企业、基金会、慈善机构等能够在一些风险较大的基础研究方向上有所投入。
蔡荣根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资金常常更多地投向一些平时不太受关注的、非共识的基础研究领域或原创性想法,他们在支持基础研究方面更大胆、更超前。”蔡荣根说。
社会资金应更多关注基础研究本身
近年来,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将“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写进了政策和法条。
2018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探索共建新型研发机构、联合资助、慈善捐赠等措施,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2021年修订通过的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国家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给予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
与此同时,社会力量也开始重视基础研究。一些企业主动采取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基础研究中来。
2016年,未来科学大奖设立,这是一个由科学家、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关注的正是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2018年,科学探索奖设立,这是一项由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出资、科学家主导的公益奖项,旨在助力中青年科学家心无旁骛地探索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空白区”;2022年,“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发布,腾讯计划在10年内投入100亿元,旨在长期稳定地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
“近年来,社会资金在基础研究投入上有所增加,总体而言,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的情况越来越好。但也有许多社会资金将重点放在设置各种奖项,奖金规模甚至堪比诺贝尔奖。同时不少社会资金热衷于组织论坛、设置永久会址,同质化比较严重,一定程度上是对资源的浪费。”王贻芳认为,社会资金应该更多地关注基础研究本身,而不是关注基础研究的结果。
在蔡荣根看来,社会资金要有意识地投入基础研究,不能只关注后端的成果。因为如果没有前期的基础研究投入,就不会有创新性成果,成果转化也就无从谈起。
蔡荣根建议,国家通过税收等方式加强政策引导,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推动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从而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进而增强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动力。
(责编:杨曦、陈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