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8-25 11:05:33 来源: sp20240825
贾平凹之于商洛方言、陈忠实之于关中方言,他们的作品中因使用方言而氤氲着浓烈的桑梓情怀。图片节选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改编自陈忠实小说《白鹿原》的同名连环画。资料图片
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故乡,有故乡就有方言。方言是作家成长道路上的阳光雨露,是作家的精神之根和生命之根扎向纵深处的丰厚土壤,也是作家构建文学语言大厦的根基和砖瓦。
方言的滋养与浸润是浸入血脉的,往往伴随着作家一生的文学时光,默默地推动作家形成独特的语言审美和创作个性。方言和民俗对文学的深度介入,促成了文学地理学的诞生,使文学研究领域变得更加广阔。
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讲,方言是“地方语言”,即“土语”,是局部地区的传统通用语言。很多方言保留了诸多古音、古词、古韵,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质和传承不息的文化脉络。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个“俗”的内容之一,就是方言。方言的普遍存在,形成了以自然区域或行政区域为边界的语言区隔。这个问题,古人就懂。西汉扬雄之所以写《方言》这部论著,就是为了消除语言障碍,打通壁垒。由于元代的散曲杂剧里夹杂着方言,近代学者张相就费尽心思编写了一部《诗词曲语词汇释》,其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对方言语词的注释,为方便读者阅读清障护航。这说明,古今作家都注意到了方言在创作上的局限性问题。
任何语言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使用者多与少的区别,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作为这方土地上的语言,方言很“土”,但并不意味着“粗俗”与“浅薄”。在特定的语境下,很多方言充满了奥义,很多时候用通用语言都难以准确诠释,这源自方言的生动形象和丰厚内涵。有时它比通用语言更具魅力,更具表达上的通透性。
方言以鲜明的地域性和极高的辨识度,占据着一方的语言高地。在社会历史的演进中,面对各种外来语、流行语和新语汇源源不断地输入,方言依然是一股“我行我素”的清流,持久而坚韧地保持它自身的内在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凭借方言和口音来认祖归宗,判断特定人员的乡籍地域。正因为“乡音难改”,一般来说对方言难以进行彻底改造和更新,只能让它更加丰富,进而形成多音混杂的语言格局。
从文学史上看,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对方言是屏蔽的,作者都使用纯正的雅言书写,从而保证了传统经典在各民族和各朝代的诵读与流传。方言进入文学,是叙事文学产生之后的产物,破冰始自唐人的笔记小说,宋话本持续跟进,到明朝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便彻底打破禁锢之门,让方言走进了故事文本,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里面夹杂了大量方言俚语,当为方言运用的典范。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像一个艺术精灵,带着泥土芬芳和山野气息,穿梭在小说世界的字里行间,赋能古代白话文创作。而小说使用方言,是多方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从渊源上讲,小说盖出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那么方言的运用,就使小说回到了小说的本身,是民间话语在书面语上的色彩还原,这既是出于介绍人物身世背景和句子表达的特殊需要,也是作家对语言运用的灵活性使然。
中国现代文学在发轫之初,是白话文蓬勃兴起的时代,一批重量级作家都在主动规避方言,尽量使用明白通晓的大众语言。这种大众语言是全民都能够读懂的,从而保证了作品传播的有效性。反过来看,如果作品过度使用方言,很容易形成阅读障碍,阻塞了传播通道,不利于文本传播。一些地区的方言,外地人听来就像外语,很难进入文学阅读层面。试想,假如茅盾的《子夜》《蚀》用沪语写作,鲁迅的《狂人日记》《药》用绍兴方言写作,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形?恐怕江南以外的读者很少有人读得懂。有一个叫张南庄的上海作家,用上海方言写了一部章回小说《何典》,以手抄本流传于淞沪地区,刘半农曾为之作序,鲁迅曾两次为之写题记,但这部作品依然没有进入大众视野。除了小说质量的原因,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方言,个别词语实在是晦涩难懂。叙事语言的地方化和小众化,必然导致阅读群体的地方化和小众化,会让这个方言区域外的很多读者望而生畏,扼杀他们的阅读兴趣。
语言作为工具,永远是为说事服务的。干什么活用什么工具,厨房案头的主要工具是菜刀,但有时剪刀更好使。在小说中偶尔用方言作为特殊用意的表达,可以化平淡为神奇,如画龙之点睛。所以,鲁迅也好,老舍也好,他们在面对方言的时候,如无必要,一定不用;用则巧用,用于刀刃,一针见血。鲁迅在《风波》描写江南水乡农家晚餐情景时写道:“嗡嗡的一阵乱嚷,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闯到乌桕树下去做市。”这里的“做市”是绍兴方言,赶集的意思,可以想象一群蚊子四处飞舞的景象,纷乱而壮观。“做市”一词,使原本平淡的乡土意味变得浓烈起来。
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方言的运用已经成为基本共识。以方言之美创造叙事语言之美,是大家共同遵循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对丰富叙事句子的语义功不可没,且强化了作品的亲切感,拉近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不过,方言实在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冷僻字和冷僻词太多,那么在小说中使用方言,应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作家对方言要有足够的敬畏,对所用的方言词语既要有“质”的考量,也要有“度”的精准把握。贾平凹之于商洛方言,陈忠实之于关中方言,林斤澜之于北京方言,冯骥才之于天津方言,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方言是他们的认知、情感和生命体验,童年的生活印记,给他们刻下了抹不去的桑梓情怀,使个体记忆与历史传承深度交融。
蓬勃发展的现代语言并未挤占方言的生存空间,各地方言依然保持着既有的风貌。作家对于方言依然情有独钟。正是由于方言的合理使用,使作品自然嵌入地方文化色彩,既蕴含了乡愁,也暗藏着寻根意识。作家与方言的关系就是土地与种子的关系,其作品也就成了“地理标志产品”。
(作者:李春平,系安康学院文学院教授、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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