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05 19:57:42 来源: sp20241205
蒋彝:让人们听到“哑行者”的声音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仇广宇
发于2023.12.4总第111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56年6月11日,美国哈佛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年会上,一位与众不同的演讲者走上了讲坛。这是一位身材魁梧,黑发黄皮肤的中年男子,看起来沉静、斯文。他穿了一件黑色的中式长衫,这身传统的装扮与那些身着红色长袍的演讲者明显地区隔开来,无言地述说着他异乡人的身份。在演讲中,他用自己多年传播中国文化的经历告诉人们,来自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应该选择相互依存,而不互相孤立,隔绝于世界。
这位男子就是旅居海外的作家、书画家蒋彝。他所参加的演讲活动,是美国学界的标志性活动,只有最杰出的社会人士和知名学者才可受邀,包括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内的诸多名人,都曾在这里留下演讲辞。蒋彝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位在这里发表演讲的亚洲人,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华人,这标志着美国学界对他影响力的高度认可。这是属于蒋彝个人的高光时刻,也是属于全体华人的荣誉时刻。多年后,蒋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回忆这段演讲辞的内容时,还会盛赞其中精彩的内容。
然而,蒋彝获得的这一荣誉至今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英国深造,又长期使用英语写作,蒋彝的名字多年来在中国鲜少出现。尽管他被誉为与林语堂影响力不相上下的双语作家,但由于语言隔阂等原因,他的作品从未大范围进入公众视野,即使不少作品早已被翻译成中文,也没有引发反响。相比之下,一些喜爱中国文化的国外研究者和读者对蒋彝的名字反而更为熟悉。
如今,世界各地的学者正在不断地对蒋彝的生平和作品进行挖掘,关于蒋彝的著作也在不断问世。2023年11月,一本名为《蒋彝和他的文友:旅英华人的艺术创作与社会交往(1930-1950)》的新书面世,书的联合主编之一、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系讲师保罗·贝文在谈到蒋彝作品时表示,蒋彝的作品很快就会在中国广受欢迎。“因为他与生俱来的善良,以及他所宣传的和平与友谊的价值观,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理解。”贝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多才多艺的“哑行者”
作为一名中国文学研究者,英国人保罗·贝文感觉,自己与蒋彝有着特殊的缘分:他生长在英国伦敦的汉普斯特德区,蒋彝当年到英国留学的第一个长期居住地就在这里。在20世纪30年代,汉普斯特德区是英国著名的艺术区,由蒋彝、熊式一等人组成的华人文学家、艺术家群体也在这里,高涨的创作氛围孵化出了不少文艺作品,其中就包括蒋彝以中国人之眼看世界城市的“画记”系列,以及熊式一引发海外轰动的戏剧《王宝川》。如今,贝文依然会经常路过那些地方,他知道,尽管在“二战”期间,蒋彝当年居住过的两座房子都被炸毁,但有些建筑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风貌,这些老建筑,能够引领他回到那个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蒋彝后来在牛津市居住的公寓被英国人保留了下来,并按照惯例挂上了代表名人故居的蓝色标牌,以示纪念。在英国,目前获此殊荣的华人仅有三位,除蒋彝外,另两位分别是孙中山和老舍。
随着贝文回到那个时代现场,人们或许能够知道,为何蒋彝这样一位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留学生,会突然在英国“走红”,成为畅销作家。在蒋彝去英国留学时是20世纪30年代,机缘巧合之下,英国公众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尤其是艺术领域的“中国风”刮得更盛。当时,伦敦地区也经常举办中国主题的艺术展览。在这一时期,中国剧作家熊式一、书画家蒋彝、诗人王礼锡等人先后来到英国求学深造,他们都住在汉普斯特德区,并和后来到达的史学家崔骥、作家萧乾、翻译家杨宪益等人一起,逐渐组成了一个互相支持、帮助的华人知识分子群体。
1933年,时年30岁的蒋彝从江西九江来到英国留学,辗转后来到汉普斯特德区,和江西老乡熊式一住在一起。蒋彝生于旧式知识分子家庭,又接受了新式教育,数年前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学而优则仕”的蒋彝在芜湖、九江等几个地方担任过县长,本想为国家做点实事,却发现官场的复杂和社会的黑暗超出他的想象,后来,他还在工作中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只得调离。为了学习海外先进的政治学知识,找条出路,他在家人的支持下来到英国留学。
环境塑造人,到了英国,蒋彝发现自己没在政治学上有所建树,反而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这个兴趣,最初也是来自好友熊式一的“刺激”。1934年7月,熊式一出版了以中国传奇故事为基础的剧本《王宝川》,很快排成戏剧,在欧美连演多场,大受欢迎。当时,蒋彝曾为《王宝川》这本书绘画了十二幅线描插图,剧本卖得好,他也与有荣焉。后来,熊式一提出,蒋彝可以专门给他的书画插图。但是这个要求让蒋彝内心很不舒服,他从小就有书画才能,在家乡小有名气,自然不愿意为人作嫁衣。于是,原本英语功底极差的蒋彝开始主动与本地人沟通,练习英语表达,甚至去公园找人练习英语,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用英语写书。
机会女神常常青睐那些努力而有准备的人。蒋彝的绘画才能很快被人发现。1934年,英国的一个环保协会“人树总会”向艺术家征集作品,蒋彝在中国大使馆的推荐下画了水墨画,前去参赛,没想到画作被登在伦敦的报纸上,他开始以画家的身份在英国小有名气。到了1935年,蒋彝协助画家刘海粟在伦敦办展览,他也创作了几幅水墨画给刘海粟,刘海粟将作品放在了展览上,其中一幅画很快被卖掉,这又让从未靠作品谋生过的蒋彝生出了一些信心。很快,在熊式一的推荐下,出版商找到蒋彝,希望他以中国艺术家的身份撰写一本普及中国艺术的书。
机会的来临,让蒋彝兴奋又紧张,让他紧张的是,当时的他英语写作水平离出书还差得很远,要用英语写作的话,必须先写成中文文章,再翻译成英语,然后再找本地人帮他润色,方能过关。就在那个阶段,蒋彝恰好交往了两位在日后长期帮助他的贵人,其中一位就是伦敦大学东亚学院的院长庄士敦。庄士敦欣赏蒋彝的中国文化功底,安排蒋彝在东亚学院教书,让蒋彝就读他的博士,并在学术路途上处处支持、保护他。此外,他东方学院的学生中有一位叫英妮丝·杰克逊的本地女孩,她才华横溢,中英双语的功底都很扎实,英妮丝愿意帮助蒋彝润色英文,她也也可借机学习中国文化。两人一拍即合,也开始了终身的友谊与合作。
很快,在庄士敦、英妮丝等人的帮助下,蒋彝的作品《中国画》出版,受到好评此后,他又不断以中国艺术家的身份参与讲座和课程,发表文章,累积了名声。1937年,蒋彝出版了成名作《哑行者:中国画家在湖区》(又名《湖区画记》),记述了他为了排遣学业和生活中的挫折,在英国湖区休假散心,与自然为伴时所写下的散文和画作,这本书亦文亦画,饶有趣味,不但受到英国媒体的好评,而且在日后的日子里重印了九次,长销不衰。也正是在这本书中,蒋彝开始正式使用自己的笔名“哑行者”(Silent Traveller)。之所以叫“哑行者”,一方面是因为蒋彝字仲雅,“哑”与“雅”谐音,另一方面,“哑”字中的沉默之意,也暗示着他是一位母语并非英语的异乡人。
通过《哑行者:中国画家在湖区》,蒋彝“哑行者”的形象真正树立了起来,并以不错的销量得到了英美出版商的认可。此后无论在世界各地,蒋彝都会用“画记”形式,以一个异乡人的眼光去关照异国社会的风土人情。每到一地,他精美又充满想象力的绘画,细腻而充满质感的笔触,如纪录片一样充满镜头感的记述,都能引发读者的惊叹。他书写过、绘画过牛津铺满雪的大街,纽约金门大桥的桥塔,面对这些名胜,他在个人体验中又能挖掘出丰富的文化内涵,让读者获得一种新奇、通俗却又富有深度的精神体验。
挫折求生的“熊猫人”
蒋彝的传记作者,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英语荣誉教授郑达提到,蒋彝曾写过一本名叫《中国书法》的作品,这本书1938年在英国出版,四年后的1942年圣诞节,这本书突然卖到了断货,原因是当时有很多美国士兵到英国参战,到了节日,他们需要给家人买礼物,他们对这本图文并茂的作品很感兴趣,就纷纷买了书寄回美国。郑达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第一次在国外读到蒋彝的《波士顿画记》,是在美国一个房东的家里,那本书也是他的房东收到的圣诞礼物。
已故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童年时生活在澳洲,他也有过跟蒋彝作品有关的回忆,他第一次读到蒋彝的书是在童年的病床上。小时候,他在儿童医院做完手术休息时,收到了两本书作为礼物,一本是熊式一的《天桥》,另一本则是蒋彝的《哑行者伦敦画记》。当时,年幼的他感觉《天桥》的故事有些复杂,但《哑行者伦敦画记》里面精妙的水彩画却给他留下了独特的印象,让他读得津津有味。看起来,无论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无论读者来自哪个国家,人们都能从蒋彝的作品中找到一种普世的慰藉与平静。
在抚慰人心的画风和文风之下,蒋彝的内心,其实也经历过不为人知的挫折和动荡。生长于旧式文人家庭的他从小聪慧,学贯中西。少年时,他对政治和国事并不太关心,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变迁,他感受到民族危机,也日益被爱国思想感召。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他放弃了擅长的文学和书画,选择东南大学的化学专业。但毕业后,蒋彝的“求职”报国路充满坎坷:做中学老师时,他碍于当地民风剽悍,资金短缺,工作很难开展;中间,他还一度替身为民国外交官员的舅父蔡公时做助理,但蔡公时突然在与日本人的冲突中被杀,让他的职业前途再度被斩断。后来,一身书生气的他转做县长,最终也未能成功。
幸运的是,蒋彝的前半生有哥哥蒋笈为他托底。蒋笈早年参加国民革命,后来又在江西政府中任职,他同样擅长书画,和弟弟志同道合,思想比弟弟更加前卫。因为父母早逝,蒋笈就“长兄如父”般地承担了对蒋彝的照顾。几乎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蒋笈都能为蒋彝进行指点和帮助。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出国读硕士,都是蒋笈为他拿出学费。因此,1938年蒋笈在战争中突发心脏病去世时,身在海外的蒋彝伤心欲绝,思乡之情更为强烈,但中国正被日军侵略,他又不敢贸然回国。此时,全力支持他的导师庄士敦也已经去世,更让蒋彝觉得孤立无援。
从保护伞消失的那一刻起,离家的乡愁就化为了无法消灭的痛苦,他本来和兄长一起制订了计划,希望学习知识后再回国,但战争和亲人、好友的去世打断了一切。没有了指路人,他想不到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最终,他用不间断的工作冲淡了这种痛苦,将情感寄托在他所喜欢的小动物和自然美景上。正是在蒋彝人生遭遇重大挫折的1938年,来自中国的熊猫幼崽“明”成了伦敦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明星,蒋彝是伦敦动物协会的会员,他也爱上了这黑白分明的、能够治愈人可爱生物,他画了一百多张熊猫速写,后来又据此描绘了数百幅熊猫图。后来,蒋彝写出了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金宝与花熊》,主角之一也是一只熊猫。
蒋彝曾说,工作可以让他远离大部分烦恼。“也许工作是我拥有幸福的唯一形式。”写作就是他构建的、关于家乡文化的精神家园。他在文字和图画中流露出的好奇、趣味和纯真打动了更多的人。他画的熊猫也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也广泛地在外国人中传播了熊猫的形象,英国评论家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熊猫人”。因为擅长画动物,脾气温和,蒋彝也特别受华人圈子中孩子们的欢迎,他们都叫他“蒋叔叔”,喜欢跟他一起玩,看他画的画。依靠绘画和文学,蒋彝从远离亲人的孤独和痛苦中顽强地走了出来,将乡愁寄托于笔端,将美好的一面带给了更多的人。
漂泊一生的“爱国者”
1955年起,蒋彝从英国搬到了美国,受聘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教授,此后他便长居在美国。在美国,他继续着边走边写的生活,陆续出版了《波士顿画记》《日本画记》等知名的作品,收获了更多的读者。然而风景和清谈背后依然是浓烈的乡愁。在1964年出版的《旧金山画记》中,蒋彝大胆地绘制了一幅颇具现代意味的水墨作品:一只熊猫在落满和平鸽广场地面上悠闲地散步,背景是城市高楼大厦和匆匆来往的人群。他给这幅画起名为《联合广场的东方来客》,这似乎也在隐喻着自己的身份:无论身份地位如何变化,他依然是那个在异国他乡观察世情的“熊猫人”。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逐渐解冻,思念家乡的蒋彝终于有机会踏足中国的土地。1975年4月,他在离开大陆四十多年后回乡探亲。家乡和家人是蒋彝一直牵挂的事情,家庭关系中也隐藏着他复杂的情感。蒋彝和妻子曾芸是通过家人包办结婚的,二人在文化水平上差距很大,但他们最终没有选择离婚。在追求事业发展和保全家庭方面,蒋彝没办法做到平衡,他对国内的家人也是心怀愧疚。出于海外生活的孤独,他曾先后将他和曾芸的两个儿子带到海外,到他的身边和他一起谋生,并帮助他们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站稳脚跟。
他的一位好友曾回忆,蒋彝是一个比较有原则的人,在国外,他对一些女读者的示好坚决拒绝,甚至躲避她们。他对多年挚友英妮丝产生过情感,却只和对方保持着友谊。到了晚年,他才和一位华人科学家黄耀民相恋,但遭到女方家人反对,也没能终成眷属。说到底,蒋彝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习惯克制情感,保持理智,努力生活。他在给英妮丝的信中提到过,他没有倾心表达过自己。说到底,他还是认为,克制是一种属于东方文人的习惯,哪怕已经在西方生活多年,这种克制,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无法抹去。
回到家乡的蒋彝变得感慨万千,沉默多年的他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自己的家乡,他不自觉地变得活泼欢快起来。他来到北京和小女儿一家同住,不顾70多岁的高龄到处游览,抓紧时间体会在家乡的一切,两个月期间,他游览了中国的20多个城市。回到美国之后,他将中国之行用文字记述下来。此时人们发现,一贯娓娓道来,不疾不徐的蒋彝,文风突然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感性、热情。他大力赞扬在国内看到的一切,甚至包括医疗水平提高和社会氛围的改善。在蒋彝心中,中国早已经不是他当年做县长时那个让他无法施展的“烂摊子”,当然值得大书特书。
这些文字虽然有些感性成分,却不乏真诚。蒋彝过去的文字从来都是只谈文化,不问政治,但他最初出国求学的初衷是学习政治学,还是有爱国情怀的影响。回国后看到中国社会有了变化,他自然无法压抑自己的热忱。蒋彝的传记作者郑达认为,蒋彝回国后写下的这些话就是他的肺腑之言,因为他是将70年代的中国和脑海中30年代的中国做了对比,多年后归国,想法自然会不同。
关于家乡的一切像磁石般吸引着他,直至死亡来临。1977年8月,蒋彝第二次访问中国,继续他未完的旅程,他考察古迹,陪伴亲友,观看京剧,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国庆节前后,他终于体力不支导致癌症复发,数日后在北京去世。这位在不同文化中自由穿梭的“哑行者”,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落叶归根。巧合的是,多年后,刺激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同乡、好友熊式一,也是在北京探亲时突然去世,两人的命运也如此神奇地交织在了一起。
后来,蒋彝的去世消息传回美国,他所供职的哥伦比亚大学在悼词中称,蒋彝将中国文化带到了纽约,带到了哥大的日常生活中。这次,他不过只是出了远门,“与哑行者经常出门远行一样”。
但蒋彝最终还是留在了中国,他被葬在江西庐山脚下,与哥哥蒋笈、妻子曾芸葬在一起。这位一直漂泊在外的异乡人,也终于可以带着他文化交融的梦想,在家乡休息了。
参考资料:《西行画记:蒋彝传》,郑达著,商务印书馆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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