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篇

　　作者：李捷(中国史学会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情与使命，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回望历史，独立自主既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又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篇的一条红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辟。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围绕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这段历史特别是曲折的历史证明，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的反复比较中选择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独立自主，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成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前提。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地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的问世，1935年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1937年《实践论》《矛盾论》的产生，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诞生于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贯穿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些振聋发聩的话语，昭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春雷的到来。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标志着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也标志着全党独立自主进行理论探索的伟大思想的觉醒。然而，由于革命斗争异常艰苦，又由于教条主义错误有着特殊复杂的国际背景，全面清算教条主义错误影响的延安整风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期才正式开始。但在此之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即世界观方法论高度，清算教条主义错误的工作，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通过《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哲学根基，也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通道。

　　重新确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知行统一观。既然教条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割裂、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因此使党的理论探索走上正确轨道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通过《实践论》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正如《实践论》的副标题所表明的，这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哲学基石的科学著作，所要着重阐明和解决的是“知和行的关系”，确立知行统一的观点。《实践论》最后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重新认识和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教条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过分强调普遍性原则，忽视以致代替事物本身的特殊性。教条主义无限夸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无限夸大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某些具体政策和经验，不顾时代、国情、时间、地点、具体对象的变化，错误地将普遍性凌驾于特殊性之上，甚至用普遍性取代特殊性。清算教条主义的这一错误，是通过《矛盾论》来实现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通过阐述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的思想通道。他深刻地指出：“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他还深刻地指出，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存在着一个紧密联系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对教条主义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由此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首先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入手，从对特殊性的把握上升到对规律性的认识，不断实现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两个认识和发展真理过程的良性互动。

　　可以说，实践第一的原则，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从矛盾特殊性入手的原则，又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实践第一，首要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矛盾特殊性入手，首要的是从具体问题具体情况出发。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找到了科学理论依据。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夕，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为毛泽东同志在全会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划时代命题扫清了障碍。鉴于教条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言必称希腊”，对自己的事情则不甚了了，隔断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历史文化、本国革命具体运动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三大学习任务：一是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二是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三是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关于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关于系统研究中国历史，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系统研究中国革命运动，他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做到了以上这些，就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上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也就能够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在这三个根本点上对教条主义的清算，使得毛泽东思想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正确轨道迅速发展，并得到多方面展开。一是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正确道路，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二是毛泽东思想通过创立党的建设思想及其成功实践，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三是毛泽东思想通过创立人民军队建设思想及其成功实践，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四是毛泽东思想通过创立统一战线思想及其成功实践，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

　　经过延安整风，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为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和中国革命彻底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和国家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新课题。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党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总结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创造性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精髓，始终贯穿和指引着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理论探索、理论创造。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深刻阐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并根据新时代的新情况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这激励着我们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26日 11版) 【编辑:胡寒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