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23 19:29:07 来源: sp20241223
国庆节忙着参加婚礼 “份子钱”成沉重负担
五千元出头的月工资都不够“随份子”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良辰已定,吉日待访;吾有薄酒,以谢良友。敬备喜宴,随候尊驾!我和××的婚礼定于今年10月6日中午在××酒店举办,诚邀您见证我们的幸福时刻。”
9月下旬,收到初中同学发来的喜讯,安徽省宿州市的张杰(化名)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这意味着,近期他又要掏一笔“份子钱”。他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国庆节期间要参加5场婚礼,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似乎不够。
“我之前已经答应同事10月6号参加他的婚礼,初中同学的婚礼肯定无法抽身参加,但人不去,‘份子钱’也得出呀。”张杰颇为无奈地对《法治日报》记者说,最终,这个国庆节他“随份子”总计支出6100元。
“去年国庆节‘随份子’随了4000元,今年6100元,而我的月工资才5000元出头,都不够‘随份子’的。”毕业工作4年的张杰忍不住吐槽道,“为什么‘份子钱’越来越高了?”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张杰有相似经历,为“份子钱”而烦恼的人不在少数。
近期,“妈妈坚持让女子婚礼随2千”“大学生蹭酒席随礼100元被指太少”等话题引发热议。有网友留言说:“我们那里给关系不是很近的人随礼都要上千元了”“随礼100元都不好意思坐下来吃饭”“国庆8天假期7个朋友结婚,工资直接打到他们卡上吧”“十一一到,一月白干”“一月工资不够国庆参加婚礼的份子钱”……
从贵州来北京打工的李登(化名)告诉记者,几年前他和亲朋好友都默认“份子钱”为200元,但这几年水涨船高,“份子钱”涨得比工资快多了,300元成了基准线,而且大多时候已经拿不出手,一些人都五六百元的随,自己囊中羞涩,一到节假日压力巨大。
《2022职场人国庆长假调查》数据显示,职场人在国庆期间给出的“份子钱”,人均高达2369元。其中,给出1001元至3000元的职场人最多,占比33.6%。
亲朋遇喜事,“随份子”本应是一种量力而行的祝福方式,如今为何变成了“甜蜜的负担”?不少人抱怨:这样的“份子钱”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但按照风俗习惯,不给“份子钱”又不切实际。“不随礼,等于把亲戚朋友都得罪了,背后指不定怎么议论你,以后有事也不会出手帮你。”张杰直言。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看来,“随份子”具有合理性,从文化角度来讲,“随份子”有两层含义,一是表达情义,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需求;另外“随份子”一般是遇到婚丧嫁娶等特定事件,完成这些大事需要支出不菲的费用,对一些家庭而言未必能独立承担,亲朋好友之间的“份子钱”具有帮助和互惠的功能。
“抱怨‘份子钱’压力大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正处于亲戚朋友婚丧嫁娶比较集中的阶段,而自己往往刚开始立业,没有太多经济积累,因此觉得‘份子钱’成了负担。”吕德文说,此外,“份子钱”表达情谊的功能相比之前在减弱,而功利性的考量在增加,有些人还想着靠办酒席多挣点钱回来,“随份子”变味了,人们的情绪就不太好了。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也发现,有些地方的“份子钱”变味严重,金额越来越高,甚至形成一种互相攀比的趋势,“比如你随礼1000元,回礼的时候我要给1200元甚至更多,你再随礼的时候金额又得增加,双方抬来抬去,价格越来越高,也就成了负担”。
实际上,国内不同地区“份子钱”的数额也有差别。网上流传一张“全国婚礼红包地图”,浙江和上海以1000元的红包水准领跑全国,河南500元,广东非常低调接地气,结婚只需要随礼100元。网友笑称:请广东人民把“份子钱”打下来!
然而,把“份子钱”打下来,并非易事。
2021年4月,民政部将广州市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之一。通过出台实施方案、强化宣传引导等有力举措,文明简约的新式婚礼成为新风尚。比如在广州市从化区的一个村,当地结婚“随份子”钱不超100元。
2022年河南省民政厅同意将开封市、焦作市孟州市、商丘市永城市等20个地区确认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在河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农场班村,除了倡导“零彩礼”外,村委会还倡导,除了亲属外,乡亲们随礼不要超过50元。
但有当地居民告诉记者,很多人并没有按照倡导在做,有的人觉得50元、100元的拿不出手,有的人之前收的礼金较高,别人有喜事自己不可能降低“份子钱”,甚至还有人在想方设法摆宴席收“份子钱”。
9月26日,有网友在重庆网络问政平台发布求助帖,梁平区铁门乡“无事酒”盛行,大人娃儿过生日也要办酒,有村民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把女婿、外孙弄回铁门来办生日酒,还有村干部的父亲是明年周岁生日却改到今年办酒……
据公开报道,有些地方的“无事酒”纯属无中生有:抓头猪要办,麻将输了要办,考上高中要办,什么都可以当作由头。
吕德文说,因为“份子钱”有互惠的关系在,所以它是循环的,付出的“份子钱”,之后因婚丧嫁娶又回来了。“份子钱”100元、200元还好,如果再低可能连酒席成本都回不来。如此,可能送礼的人不想送,收礼的人也不想收,但为了赚回此前投入的“沉没成本”,便不得不加入循环,成为其中的一环。
“‘份子钱’改革最大的难点就是不管哪一个时间节点,总有人办了酒席成本可能收不回来要吃亏,而‘随份子’是一种习俗,不应用法律强制规定随多少合适,只能通过倡议倡导,对于党员干部可以采取组织条例增加约束力,但对普通民众约束力很低。”吕德文说,建议通过倡导或用村规民约等形式,降低不必要的酒席频次,有效减轻“份子钱”负担。
孟强认为,虽然约束力较低,但还是应当坚持倡导,潜移默化地让人们形成“份子钱”太高不好的观念,遏制“份子钱”不合理上涨的趋势。此外,“份子钱”越涨越高也可能和红白喜事的铺张浪费有关,花的钱多了收的礼钱自然就高了。因此,很多地方都倡导红白喜事简办,这对于“份子钱”改革也有很大作用。
“不管是送礼物,还是‘随份子’,大家最后都逃不过这份人情往来。如果平时走动比较多,联系比较紧密,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大家互相帮一下,这时候收获的亲情友情,可能比‘份子钱’更能够体现人和人之间的美好情感。”孟强说。(法治日报) 【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