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15 13:58:19 来源: sp20241215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4.6.17总第114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夜幕降临前的凉爽时分，山西运城的市民喜爱在城南的湖水边散步。远处山气氤氲，湖上空蒙一片，隐约传来咸湿气味。湖水与岸边连接处，结晶体漂浮在水面。这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盐湖，有“中国死海”之称。
运城盐湖，便是史书中出镜率相当高的河东盐池。
在盐税占据财政收入重头的封建时代，河东盐池的盐税曾独占唐朝全年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明代晋商兴起，也因这片盐池。民国初年，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总数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盐税是重要担保条件之一，随后，运城盐池95%税款流入五国银行团。直到20世纪90年代，运城仍是中国最大的无机盐工业基地。
如今在风平浪静的湖区，已经难以想象曾经的风云激荡。4年前，盐湖停止产盐，转身成为生态湖，运城盐湖的制盐史就此终结。这段历史长达四五千年，几乎贯穿中华文明史。
“从夏商周三代王朝直至北宋，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主要游移于豫陕晋河谷平原所在的大中原地区。中原文明的形成与成长，除了河谷平原广袤沃土利于发展农业、山林川泽便于渔猎采集，以运城盐湖为主所提供的盐业之利，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考古学者戴向明说。
探寻中原文明的源头，要回到这片盐池。
盐与铜
今天，盐湖边最具古意的景观，是湖岸几十米开外一些断续的土堆。土堆底部露出整齐的砖墙，顶部已长满杂树。这是明朝修建的禁墙，环池120里，为防止私人采盐。禁墙的修建，最早可追溯至唐朝。
运城因采盐而生，古称盐氏、监盐城、司盐城。如今的这个“运”字，元朝时取自“运司”，就是将盐运往各地的意思。
戴向明说，与河东池盐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西周铜器铭文。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西周霸伯簋上，刻着铭文“惟十又一月，井叔来盐，蔑霸伯历”，记载井叔来霸国经办盐事，表明西周王室对盐池的重视。而王朝对盐业的控制由来已久，甲骨卜辞中，便记载过商王室设立的治盐官员“卤小臣”。
“现在来看，仰韶时代庙底沟文化时期，盐池就开始有明确利用的证据。到了陶寺文化时期更不用说了，陶寺人往南发展也跟盐池有关。”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高江涛说。由此判断，盐池的利用史至少已有四五千年。
在距离盐池几十公里的夏县，考古人员也发现了盐。那座古城，或许就与盐有关。
在一片麦田里，考古发掘揭露出40多座圆形房屋基址，直径长达10多米。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发现，其功能一直众说纷纭。直到近年，有考古学者在实验室分析了建筑基址的土样，发现钠离子、钙离子、氯离子、硫酸根离子浓度很高，与现代盐池地表土壤样品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一个结论浮现出来：这些圆形建筑可能是商朝的盐仓。
这些建筑位于夏县东下冯遗址，是晋南一处著名遗址。关于圆形建筑的功能，也有另一种说法。根据测算，这些圆仓如果存满盐，总量可达1.2万吨。当时是否需要如此多的盐，生产规模能否达到这么大？2019年，在河南偃师商城，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形制几乎一模一样的圆仓，总数可达100座，功能是国家粮仓。
“所以也可能是粮仓，也有可能储盐，都是推测，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东下冯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崔俊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20年开始，沉寂了40多年的东下冯遗址重启发掘，旨在更清晰地揭露遗址面貌，继而探究晋南与夏商王朝的关系，乃至夏商政权更替等问题。去年，这里有一项重大发现：多达三四千块铜矿石和炼渣沉睡在泥土里。那是夏朝晚期的遗存，人们已经在此垒灶建炉，焚火炼铜。东下冯位于中条山山脚下，中条山正是一座富含铜矿的山脉，当地至今仍有冶金企业。
在东下冯人生活的时代，不远处的洛阳盆地里，二里头王朝正在崛起。二里头遗址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晚期都城。晋南和豫西距离不远，中条山的铜矿和河东盐池的盐，是维持王朝统治的战略资源，东下冯极有可能是夏商王朝控制资源的桥头堡。
崔俊俊认为，商王朝对东下冯的控制十分明显，比如东下冯与商都有几乎相同的日用器物，基本可以说是商王朝在西北方向的属地。而夏王朝与东下冯或许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时而结盟，时而对抗。东下冯这个夏商王朝政权中心西部的聚落，保存着夏商之变的痕迹。东下冯就像一个小切口，折射着大时代。
“关于夏朝和商朝的分界，原来都在河南探讨，从二里头到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但似乎已经进入一个瓶颈，难有新的进展。”崔俊俊说，而东下冯这样的周边遗址，或许能提供新的证据。
商朝时晋南地区有多座城池。东下冯遗址、西吴壁遗址和垣曲商城是其中三个重要遗址。2018年启动发掘的西吴壁遗址，更是直接找到了夏商冶炼铜器的地点。
西吴壁冶铜遗址活跃在公元前1600余年到公元前1200余年间，对应于史书，是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夏商遗存分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故宫大小，与夏商特别是商代青铜产业的规模相匹配，可以视为当时一处大规模的重工业基地。
西吴壁遗址距离中条山仅数公里，从山中铜矿炼好的铜料，便源源不断输送到夏商的都城，在都城内的铸铜作坊，铸成将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如今博物馆里那些著名的夏商青铜重器，或许就源自西吴壁人制备的铜料。
从晋南到河南，盐和铜就像两把精巧的钥匙，撬动中原这把锁。
“金三角”
5月底，晋南已经进入炎夏，麦子熟了，遍地金黄。今年，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正在发掘的手工业作坊区遗址，就在麦田包围之下。被考古队雇来发掘的农民，一边挖着4000年前的陶窑，一边也在计划收麦子了。
考古队员与农民作息同步，早上7点进发掘区，中午躲过最严酷的日头，漫长的午觉后，下午4点钟才能返回现场。但4点的阳光依然毒辣，必须用草帽和长袖衫裹得严严实实。最多到6月底，就必须停工了，等夏天过去。
晋南陶寺遗址，已经持续发掘了近半个世纪。这片广阔的史前遗址，曾是4000年前黄河流域最宏大、最威严的城，面积达280多万平方米，有4个故宫大小。
“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初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如此判断。
在襄汾，至今流传着很多关于尧的传说。古史记载“尧都平阳”，平阳便是此地旧称。
“几”字形黄河的最后一个大拐弯，分割出了3个省份。北部是山西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西南部是陕西关中渭河平原，经渭南到达西安；东南过河南三门峡市，可达洛阳盆地。紧密相邻的运城、临汾、渭南、三门峡四市，抱团成“黄河金三角”。
时间拨回到四五千年前，晋陕豫交界的晋南、豫西和关中，也是一个交流密切、发展迅速的“金三角”。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发展程度很高，仰韶文化的彩陶，就发源于三门峡和晋南。可以说，这片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代，“黄河金三角”的三个方向都有发达的文化，如西安的半坡遗址、三门峡的庙底沟文化、河南巩义的双槐树遗址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说，仰韶文化分布区中心的晋陕豫交界地区及渭河流域，恰处华山(古代华山是对秦岭山脉的统称)北麓，存有丰富的关于黄帝和炎帝的古史传说，“仰韶文化尤其是中期，与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以及华夏民族之‘华’族的形成关系密切”。
5000年前的中华大地上，活跃着几支高度发达的文化，现在被考古发掘出土的，有长江下游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长江中游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等，而中原地区当时并不突出。直至距今4000年前后，那些老牌文明次第衰落消亡，历史舞台转到了北方，晋南成为最亮眼的星系。
陶寺发掘区的土坑之下，经验丰富的技师和高校考古专业实习生蹲在地上，用手铲刮着泥土，寻找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分界线，俗称“找边”。古代地基内外、坑里坑外，被全部埋入地下后，依然会显示出颜色的差别，但这需要专业的眼睛来辨认。比如队里的高级技师冯九生，干了几十年考古，他的眼睛就是尺。而真正称得上学者的，一支考古队里通常只有两三个人。
高江涛肤色被晒得黑红，每年在襄汾和北京之间上演双城记，至少8个多月待在襄汾考古一线。过去两年，他带着考古队员，新发掘出一个600平方米左右的宫殿基址，命名为二号宫殿基址。殿内有一些圆形坑，其中一个坑内，有一只狗的头骨。另一个坑的壁上，埋着一具人骨，身边也有一具完整狗骨。“还说不清楚什么用途，或许跟祭祀有关。”高江涛说。
二号宫殿位于陶寺宫城的宫殿区。2012年开始，陶寺遗址的发掘专注于寻找宫城。此前几十年对陶寺遗址的认识，从中心性聚落升级为都邑，但这个都城性质的城邦，究竟有多大范围、宫殿在哪里、有没有城墙……一系列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事关对这座城的宏观认识。
目标确定，随后的勘探和发掘虽然缓慢，但纲举目张，拼图逐渐完整。考古人员确定了外城墙的范围，围合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又找到了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以及最大的一号宫殿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近乎故宫太和殿的3倍。
二号宫殿发掘结束后，考古队暂时离开了宫殿区。他们跟宫殿区死磕10年了，这片麦田倒也没负有心人。“继续在宫殿区发掘，无非再多挖一两个宫殿，从科研探索的目的角度来说，意义不是很大。”高江涛说。
考古很慢，所以更加看重效率，优选最能出成果、解决关键问题的领域。从今年开始，陶寺考古转向宫殿区外，进入手工作坊区和墓葬区。每天，他们兵分两头，进入两个工地同时开工，一边通过手工作坊，揭示更完整的社会面貌；另一边，看看墓葬里是否会有新的线索。
陶寺文化衰落后，遗址发生了什么？二号宫殿提供了部分答案。二号宫殿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到了晚期时早已废弃，但考古人员在其地面上发现了晚期窑址。这说明，陶寺王权消失后，此地或许依然生活着百姓，只是已经衰退为一个普通的聚落，旧宫殿里开了新窑。再往后，陶寺城终究还是彻底荒废，长达近2000年无人居住，后来成为广阔的麦田，直至今日。
如果陶寺也像此前那些区域性文明一样消失不见，那么历史不过重新演绎了一次无情的烟消云散。但这次的剧本不同，陶寺政权消亡后，文明内涵却被继承了下来，柔软的文化拥有更绵长的生命力，最终注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最关键的一次传递，是后起之秀二里头人的接棒。
中原之心
一块文保碑立在运城夏县西阴村的乡道旁，刻着“西阴村遗址”，1996年入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碑旁是一座小小的纪念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纪念馆，门匾之上“之父”两字已脱落殆尽。沿纪念馆背后的斜坡而上，台地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块纪念碑——李济先生发掘西阴村遗址纪念碑，身后是麦田，身前是桃林，已无任何考古痕迹。
李济来的那一年是1926年，30岁的李济是年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毕业归国。5年前，瑞典人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队，在河南三门峡的仰韶村，开启了中国第一次现代考古。
5年来，安特生又陆续在西北发现了马家窑遗址和齐家遗址，从这些遗址的彩陶中，他自认为拼凑出了中国文明自西而来的“路线”。这一说法后来被击碎，但当时足以震动整个学界。
“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惭愧。”李济始终如此觉得。因为与中国古史有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由外国人搜寻和发掘而来。而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让中国历史的传统认知乃至民族自信心都产生了动摇。
在民国中国知识界，文明起源于本土还是来自西方，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济准备去田野里找答案。
1926年腊月二十三，李济离开北京，踏上考察之路，同行者正是有考古经验的袁复礼。文献记载，尧、舜、禹的都城分别在平阳、蒲坂和安邑，这三个地名在晋南都有迹可循，分别在今天的临汾、永济、夏县一带，安邑这个地名在1926年时，甚至和古文献中的记载依然一致。
3月，他们到达夏县，当地传说中，这里有大禹庙和禹王后裔陵墓。他们路过西阴村时，猛然发现面前的一片土地上，散落着大量的史前陶片，占地数亩。
当年10月，李、袁重返西阴村，正式开始发掘。到次年年初发掘结束，9辆大车装载着几十个大木箱回到北京，木箱里几乎全是破碎陶片。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半只蚕茧壳。茧壳的切口极为平直，似是人工切割的痕迹，有人判断，这是人工养蚕缫丝的证据。90多年后的2019年，在夏县师村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出了几枚石雕和陶制的蚕蛹，距今6000年以上，将中国养蚕史又向前推进了近千年。
西阴村遗址考古，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现代考古发掘。这次考古最初的目标，就是探求中国史前文化的源头。不论是安特生在仰韶村发现仰韶遗址，还是李济在西阴村主持的第一次发掘，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源，正是中原地区。
30多年之后的1959年，考古学者徐旭生决定寻找“夏墟”。他梳理了古籍中所有有关夏朝的地名，发现最集中的地区，就是豫西和晋南两处，正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他先前往豫西，在洛阳偃师的二里头村，意外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盛夏已至，他没有继续前往晋南。
这次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史的里程碑之一。
二里头遗址被普遍视为夏朝晚期都城，是继陶寺之后，黄河“金三角”地区另一个大都邑。从日常器物来看，二里头与陶寺人的习惯差别很大，应是两个族群。但贵族阶层的高等级器物中，却有很多前后相继之处。
陶寺贵族开始使用漆木器，也会将绿松石片镶嵌在腕饰和头饰上，这些特别的做法，都见于后来的二里头。陶寺遗址外城内有宫城的都城设计，以及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构成要素，被二里头的规划师们几乎原样复制。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铜器和范铸技术就出自陶寺，在此基础上，二里头人发展出更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跨入了青铜时代。
“日用陶器其实不能完全反映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核心特征，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取向，恰恰可以在高技术含量的高规格器物中得到反映。”高江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高等级器物体现着形而上的价值观，价值观的趋同，更能证明两种文化的内在联结。以玉器、漆木器、龙图腾等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在陶寺文化中萌芽成型，到二里头文化发扬光大。往后数千年，礼制都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理念。
这是中华文明至关重要的一跃。然而，证据链并不完美。
陶寺与二里头之间，有一个刺眼的缺环。陶寺政权衰落时间是距今3900年左右，二里头遗址起始于距今3750年左右，中间有100多年的空当。在科学检测越来越精确的今天，这个空当不仅不能被含混地忽略掉，反而越发显眼。
年复一年的发掘、寻找后，填补这个缺环的人终于浮出水面，他们在河南新密市的新砦。新砦文化的存续时间，上与陶寺古国重叠，下与二里头王朝衔接。在新砦文化的花地嘴遗址，祭祀坑里就出现了特征明显属于陶寺文化的鬲、斝等日用陶器，以及疑似龙纹的兽面，龙图腾已经明确出现在陶寺，显示了新砦可能受到陶寺文化影响。新砦人无意中成为历史的传令兵。
自二里头以后，中国历史的演变就清晰了起来。从夏到商，中国进入有文字的时代，历史被记载，延绵不绝。而二里头的文化一枝独秀，中原文化再也没有中断。
石头城
就在陶寺文化兴盛时，一些陶寺人开始向四方迁移，向北的人翻过了吕梁山。他们听说，北方有另一个强大的王国，住在石头城里。走到黄河边上，他们终于见到了一座宏伟的石城，建在高高的台地之上，石块垒起坚固的城墙，朔风之中，寒石如铁，坚硬冰冷。
从城墙外能看到，城门是一个半圆形的团城形状，走进去得绕几个弯。城墙头上，瞭望人在警惕地巡视。城址很独特：南至蔚汾河河谷，北抵猫儿沟深沟，西临宽阔的黄河，也就是说，三面都倚仗天险。唯一向陆地敞开的东面，建起两道城墙，两端都抵达河、沟，整座城由此被紧密地包围了起来。
这是一座极为森严、警觉的城。
城址核心区是内城中的一座台城，四周又圈了一道护墙，3.2米厚的护墙比2.4米厚的城墙还要厚实。在多重石墙拱卫之下，连片的石头房子在黄河与蔚汾河的夹角上耸立。后来陶寺人会知道，其实，这并不是他们所听说的那座大石头城。
大约4000年后，2014年，山西省考古院的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古城遗迹，最先注意到的线索，是地面上断断续续一两百米的石头遗迹，很像城墙。老乡对他们说，这个台地就叫“城墙圪垛”。不知这个地名是何时开始叫的，但仿佛是一声古老的呼唤，诉说身世。在另一处叫作“石门墕”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内城的城门。再往核心区走，那个叫“小玉梁”的台地上，真的有玉器出土。
“城墙圪垛有城墙，石门墕上有城门，小玉梁上有玉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兴县碧村遗址项目负责人张光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相比于绝大多数史前考古只能从未知中拼凑线索，碧村遗址考古是一直在验证和确认猜想，“这是最让我们惊喜的。”2023年，碧村遗址被评为上一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陶寺人为碧村人带来了一些南部风俗，比如使用玉器的习惯。碧村遗址里至今存留着绿松石制作的饰物，这是典型的中原风格。
然而，碧村这座石头城并非那个传说中的大石头城。那座城在更西之地，距离碧村直线51公里。那座城址今天被称为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远超75万平方米的碧村遗址。但两者又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建在高台上的石城、双城墙、以河沟为屏障、护墙包砌、宁曲勿弯的城门等宏观规制，以及一些细节之处，如在城墙里埋玉器的习俗。“就像是根据一张图纸画的。”张光辉说。
这两座城址的关系密不可分。碧村遗址位于黄河东岸的缓坡上，或是一处良好的黄河渡口。所以，碧村实际上扼守着石峁向东的一处通道，也是一处重要的军事屏障。
碧村遗址与石峁遗址究竟有怎样的联系？一种猜想认为，碧村是石峁伸向东方的桥头堡。另一种解释认为，它们是两个唇齿相依的古国，客观上具有一定的从属关系。张光辉透露，去年碧村遗址又有新发现，将建城时间前推了200年，早于石峁建城。“所以碧村古城不会是石峁人所建。”张光辉说。
在那个天下万国的时代，晋陕高原“靠天吃饭”的农业极不稳定。张光辉说，粮食生产和供给的危机，造成各部落之间的激烈攻伐，所以这些石城要筑造得如此固若金汤。就在硝烟弥漫中，石峁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政体，碧村则成为其关键的盟友和屏障。凭借地理位置优势，碧村也成为石峁与中原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一些留存至今的器物上展现了文化交融的基因，如陶寺、碧村、石峁都出现了牙璧、多璜联璧等玉礼器。
陶寺与石峁，中原和晋陕高原两大文化族群的交流，当时就在今天山西区域内发生。“从临汾盆地的陶寺，向北经过太原盆地再西进，就到达了碧村。碧村应该是陶寺和石峁文化之间重要的连接点之一。”高江涛说。从陶寺到石峁还有另一条通道，就是向西渡过黄河，沿黄河谷地北上，经过延安的芦山峁遗址等中转。芦山峁遗址也发现了陶寺文化的多璜联璧等器物。
在晋西高原，考古人员已经零星发现了20多座石城，而实际数量远多于此。它们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石城基本连成一片，形成围绕黄河两岸集中分布的石城文化带。
黄河冲刷之下，大量基岩在河床上裸露，石材比烧砖、夯土更易得，催生了东方极为罕见的石城。数千年之后，石头依然留在原地，经由考古重见天日后，不需要依凭想象，便能肉眼可见往日的恢宏壮阔。相比于绝大多数考古遗址只剩下难以辨识的泥土，碧村和石峁遗址的石头遗迹极为难得。
今天在晋陕高原上，石材依然是一种重要建材，人们用其砌窑洞、垒护坡，或许是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方法，可以追溯到碧村先民那个年代。
从地理角度去看，晋南晋北差异甚大。碧村之后，又过了2000多年，晋北再次迎来文化高峰。北魏年间，鲜卑族拓跋氏的政权建都平城，即今天的大同。北魏信奉佛教，在武周山南麓，以前后5位皇帝为原型，开凿了5尊巨大的佛像。历经风吹雨打，这些佛像至今依然背倚武周山，注目人间。它们就是昙曜五窟。以五窟为起点，北魏皇家在武周山最终开凿出延绵1公里的5万多尊佛像，即云冈石窟。云冈石窟是中国石窟的模板，其建造理念、方法、技术等对其后整个中国的石窟都有影响。
后来，锐意改革的孝文帝迁都洛阳，出身自游牧民族的北魏，纵身扎入中原腹地，改易汉俗，融入中原文化之中。发源于晋南、豫西的中原文化，统一了晋南晋北，并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底色。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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