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清朝有哪些灵活多样的高端操作?

发布时间:2024-12-25 15:34:23 来源: sp20241225

  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清朝有哪些灵活多样的高端操作?

  |“大一统”的巅峰与西方的挑战之①(上)

  开栏的话:

  中华文明从夏商周开始,渐渐形成天下体系,王朝更替之上,有天下普遍秩序。

  清朝开疆辟土,撤长城之防,形成道统与政统合一、兼容华夷、江山空前统一的大一统格局。

  康乾盛世之期,清廷翦除三藩,改土归流,尊藏传佛教以治蒙藏,戡定西北,收复台湾,统合农耕与游牧社会,有效整合广袤疆域内的所有族群、文化和地域。有清一代,天下体系最终演变成广土众民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持续侵入中国,天下体系受到根本性冲击,清朝统治秩序遭遇全面危机,丧权失土,边患内乱纷起,社会反抗频仍。但恰恰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深化。面对外侮,“中国人”逐渐成为“天下子民”共享共有的身份归属。

  本专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层面,用四篇文章梳理清朝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大一统”的历史巅峰。

  一、撤长城之防

  有清一代,中华文明传统形式的政治“大一统”达到历史巅峰。清朝兼承元明两季之王朝统绪,“继前统,受新命”“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此大一统,不只是传统“天下观”中那个只有中心而没有边界、礼仪之邦与蛮夷之地存在文化分野的“天下”,还是“华夷五方”共享外围政治边界,内部实现政治实体化,格局全新的“天下”。

  清朝崛起于长城之外。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称盛京,将西起山海关、东迄鸭绿江边的辽东边墙改称“盛京边墙”,并在其基础上,建立起另一套完备的长城防御体系,即后世所称辽东柳条边中的“老边”。

▲1820年清疆域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清代柳条边遗址。(图片来源:地球知识局)

  长城不仅是一个军事防御工程,更是一个社会边界的象征。长城内外,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相互交流,也相互戒备。

  1636年,努尔哈赤去世10年之后,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改族称“女真”为“满洲”,争天下之志已不在柳边之内,甚至已不在长城之外。1644年,皇太极去世仅半年后,多尔衮率八旗军越长城而入,大清王朝一统江山的时刻终于到来。

  彼时长城之用,如清史专家戴逸所见,“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次入关侵扰,掠夺大批人畜财物,却不敢立足于内地,除了清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外,其重要原因是明军仍然控制着山海关以及关卡锦州等地,所以清军不敢在内地多停留。”甲申春,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朝灭亡。旋即,多尔衮受吴三桂“乞师”,入山海关,一举击溃李自成军,长城破防。

  入主长城之内,清廷以“礼”服人。多尔衮出兵,理在“用是率仁义之师”,甫一进京,即“为崇祯帝发丧三日,具帝礼葬之。”顺治帝沿用明故宫,谕“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完全遵照皇太极对古圣王之成法“仿而行之”的成命,无丝毫夷蛮之气。清帝不仅派专人护卫明皇陵,康熙、乾隆皆亲自拜谒明孝陵,行三拜九叩大礼。

  清初“天下一家”最重要之象征,是康熙撤长城之防。

  1691年,康熙谕诸臣:“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康熙认为“本朝不设边防,赖有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若有变动,或在中国,蒙古断无此虑。”“不修长城”之举,却充分展现出清代融通华夷的进取气象,一扫宋明以来动辄强辨华夷的防御心态。

▲万历十年(1582年)明朝形势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康熙展边后柳条边示意图。(图片来源:明清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长城因险而御,帝都因德而强。康熙帝论帝都,“王畿乃四方之本,居重驭轻,当以形势为要。则伊古以来建都之地,无如今之燕京矣。然在德不在险,则又巩金瓯之要道也。”其后,“在德不在险”之论亦为乾隆、嘉庆、道光等清帝反复提及。

  有清一代,长城的定位由“恃险”过渡为“恃德”,进攻/防御、农耕/游牧二分意义上的“长城”退场,转而以消解族群差异与社会隔阂的立场弃长城而不用,“大一统”价值观念重塑长城内外的社会空间,渐渐消损的长城由此成为大清天下“中外一体、内外一家”的具象呈现。

  二、统一疆域的最终形成

  清代“大一统”是有着较为明确地理界限的实际统治疆域。谭其骧将“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规定为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根据嘉庆《大清一统志》,到1820年,清朝统治疆域包括称为“本部”的十八省,称为“藩部”的内外蒙古、青海蒙古、唐努乌梁海、西藏、新疆等广大地区,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西至葱岭巴尔喀什湖,东至黑龙江库页岛。这个“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

  清代“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是一个从局部一统到全国统一的渐进过程,其中包含了多样化的政治策略和政治实践,逐次将东北、蒙古、中原、西域、青藏高原、台湾等地一一纳入大清王朝的疆域版图之中。

▲《大清一统志》书影。(图片来源:中华古籍资源库)

  统一中原、南方及西南地区。清问鼎中原亦非一日之功。清军自入关至南明永历帝在昆明受缢,历时18年,相继攻灭李自成大顺政权、南明弘光政权、张献忠大西政权、南明隆武政权及永历政权。这些统一战争,有力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统一东北。清军入关之前,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的经营,东北女真、索伦、蒙古各部均降附,外兴安岭以南、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完全归清所有。

  统一蒙古诸部。“蒙古以瀚海为界画,其部落之大类有四:曰漠南蒙古,曰漠北蒙古,曰漠西厄鲁特蒙古,曰青海蒙古。清初,漠南蒙古臣服最先。至康熙初年,而漠北喀尔喀三次内欵。及亲征准格尔,而青海蒙古诸部来庭。惟漠西厄鲁特部,至乾隆年间始征定焉”。

  明末,继漠南蒙古并入清朝版图后,1638年漠北蒙古与清商定“九白之贡”。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在多伦与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札萨克图汗、车臣汗会盟,漠北蒙古正式纳入大清版图。终清二百余年,喀尔喀蒙古内部稳定,成为拱卫大清北部边疆的长城。

  漠西厄鲁特蒙古,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康熙初年,准噶尔部噶尔丹崛起,勾结沙俄,进攻喀尔喀三部。康熙帝三次亲征,历八年击败噶尔丹。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乘准噶尔部内乱,进军伊犁,俘获其首领达瓦齐。不久,和硕特部拉藏汗之孙阿睦尔撒纳举兵叛乱,攻陷伊犁。翌年清廷击败叛军,阿氏逃入俄境。次年春,叛乱平息。

▲乾隆御笔“京县郊南亲劳军”碑文拓片(正面)。(陈烨 供图)

  清入关前后,漠西和硕特部顾始汗结束青海各部割据局面,与清政府建立隶属关系。雍正六年(1728年),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作乱青海,挑起战端。清廷历经数月平定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新疆回部(南疆)叶尔羌首领布拉尼敦、霍集占兄弟举兵叛乱。清军历时两年平定叛乱,就地处死霍集占兄弟。1762年,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辖境东到哈密和巴里坤、西到葱岭和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北到巴尔喀什湖和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南到昆仑山。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用兵西北,历时七十余年,清廷彻底荡除天山南北的分裂势力,完全统一西北蒙回诸部。

  统一西藏。清初,西藏即与清政府建立隶属关系。噶尔丹兵败而亡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一度控制漠西,并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占领西藏,烧杀劫掠。清廷发起“驱准保藏”之战,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兵分三路,挫败准部势力,平复西藏。此后清廷强化了对西藏地区的管辖,“除逆抚顺,绥众兴教”,利用藏传佛教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制度,确保北部和西部广袤边疆的社会稳定,巩固清朝在蒙藏地区的统治权威。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夏,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筵宴班禅及其随行喇嘛、蒙古王公、贝勒、额驸、台吉、杜尔伯特亲王,土尔扈特及回部贵族、喀什噶尔伯克、金川木坪土司等44人,这场盛宴成为清朝整合边疆政治成果的一次总体呈现。

  统一台湾。清初,郑成功军队驱逐荷兰殖民势力,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但郑氏奉明朝为正朔。康熙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设府置县,隶福建省。

  从世界史视角出发,大清王朝兴起之际,正是大航海时代到来,殖民主义开始扩张;欧洲“三十年战争”惨烈收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国家主权观念正式出现之时。此时,中国的边疆已被殖民势力觊觎。沙俄对北方领土虎视眈眈,西班牙、荷兰殖民者接踵而至台湾,廓尔喀两度侵入西藏。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福康安率军将廓尔喀军逐出西藏,各族人民从此开启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一种新的凝聚力,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这种力量,后世将称之为“中华民族凝聚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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