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保护与合作中的中国贡献

　　云南普洱景迈山。 　　肖安春摄（影像中国）

　　妇好鸮尊，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丁海秀摄（影像中国）

　　良渚文化玉琮，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李慧力摄（影像中国）

　　良渚文化玉璧，藏于良渚博物院。 　　朱露翔摄（影像中国）

　　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 　　关 哲摄（影像中国）

　　提起世界遗产，很多人都不陌生，中国的长城、故宫、泰山，埃及的吉萨金字塔群、印度的泰姬陵、法国的枫丹白露宫、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都名列其中。在9月闭幕的第四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与2022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一道，反映了中国茶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与世代传承的知识体系。至此，中国已拥有57项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39项、自然遗产14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在世界遗产这部卷帙浩繁的画卷中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世界遗产体现人类文明历史和文化多样性

　　世界遗产保护始于1972年。这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在巴黎举行，人们意识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面临自然衰败和人类社会发展、战争带来的损害和破坏。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出具有突出世界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世界人民共有的、不可替代的财富”，并呼吁各国为保护这些遗产共同努力。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有力承担起携手保护人类重要遗产的责任。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文化遗产必须是具有突出世界性价值的不可移动的物质遗产，即纪念物、建筑群、场所（包括遗址、文化景观等），自然遗产则是同样具有突出世界性价值、由物质和生物结构及其组成的自然面貌，即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动植物生存区域和自然美景。可以说，世界遗产是人类文明历史和文化多样性的直接体现。

　　《世界遗产名录》有严格的“准入标准”。能否反映人类价值观交流并产生重要影响，是否是某种建筑、景观类型的范例，是否与重大历史事件、信仰、文学作品等有直接和物质的关联等，都是考量的依据。除此之外，还要满足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要求，并处于良好保存状况。这些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项目的珍稀性和代表性。入选遗产凝聚了人类智慧，是文明和文化传统的见证，是人们研究历史发展和文化演进的档案，对于构建人类文明演化历程有着直观且重要的作用。

　　1978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公布首批《世界遗产名录》，12项文化和自然遗产入选。如今，全球已有1199项世界遗产，其中包括933项文化遗产、227项自然遗产和39项双重遗产，共同构建人类文明历程演化的物质场景。它们既包括各大文明的文化和历史遗存，也包括部分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建筑群和场所。世界各国积极推荐本国遗产跻身世界遗产，对本国遗产价值的挖掘和阐释，进一步深化了申报国对自身历史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世界遗产展现中华文明特性

　　1987年，中国首次申报世界遗产，包括长城、泰山、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北京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在内的6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如今，经过几代人努力，中国的57项世界遗产初步构建起中华文明的表达体系，浓缩了从史前、中华文明形成初期到各历史朝代，再到中国近代社会的漫长时光，展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中华民族的创造性智慧。201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初期，满天星斗般的多处文明源头之一的形态，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支撑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2006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殷墟则反映了商代的城市、建筑、文字和青铜冶炼技术，展现出中华文明早期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创造了诸多工程奇迹，展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198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长城、2000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青城山—都江堰和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都是古代工程经典。开凿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都江堰至今仍然发挥着航运和灌溉作用，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工程的范例。

　　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折射出中华文明独特的审美特质。无论是北京故宫和天坛对中正和谐、端庄对称的建筑风格的追求，还是苏州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师法自然，或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水光滟潋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山水意境，抑或是庐山国家公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雄浑气势，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学的外化，丰富着人类对美的感受与认知。

　　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丽江古城、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平遥古城、开平碉楼与村落、福建土楼……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展现出多姿多彩的样态，这种多样性又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不仅融入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所推崇、借鉴与吸收。199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曲阜孔庙、孔林和孔府，就是儒家思想传承与发展的物质见证。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在世界遗产项目中也有直接体现。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项目，反映了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亚欧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技术创新成果。这种文化包容性还体现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和“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商贸中心”等世界遗产项目中。

　　“这是一座很小的岛，却是巨大的价值和精神的载体。”2017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为鼓浪屿颁发世界遗产证书时，动情地说：“这座岛给了我们希望，它是一堂全球公民课，激励我们、引导我们实现文化的和平共处。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一信息。”在鼓浪屿，20世纪初本土文化、开埠通商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和华侨回归带来的南洋文化进行对话，并融合、孕育出新文化，这是世界遗产的当代价值所在。

　　共同守护人类文明的家园

　　世界遗产保护是不同文化对话合作的过程。中国已4次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并两次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国，主办2004年第二十八届和2021年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无论是参与世界遗产管理、评估机制改革、操作指南修订、为世界遗产项目和相关缔约国提供技术支持和合作，还是建立中国—非洲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能力建设合作机制，中国均对世界遗产保护和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还参与制定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2005年《西安宣言》、2007年《北京文件》等世界遗产领域重要文献，积极参与关于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灾后遗产重建、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的探索和实践，为世界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初期，中国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在技术和资金上的帮助和支持，不断提高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能力。经过大量实践后，中国已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优秀的技术能力，从遗产保护“受援国”成长为遗产保护“援助国”。从1993年开始，中国参与了柬埔寨吴哥古迹遗产保护的国际援助与合作，先后修复了周萨神庙和茶胶寺，并成为柏威夏寺保护项目的联合主席国。2017年，中国承担了尼泊尔加德满都九层神庙的震后修复保护工作，为尼泊尔灾后重建、社会恢复作出重要贡献。除此之外，中国还参与乌兹别克斯坦、缅甸等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援助过程中，中国与参与国际援助项目的其他国家以及所在国始终保持密切交流与合作，在遗产保护能力建设方面共同成长。

　　世界遗产申报同样是国际交流的过程。其间，中国向世界表达和阐释了中国文明观，中国世界遗产的独特性和普遍价值也得到广大缔约国的理解和赞誉。如果我们将构建中国世界遗产体系视作讲述中华文明史中的一环，那么，保护世界遗产既是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伴随中国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不断增加，我们将对中国的世界遗产产生更为深入的认识，并将把中华文明史叙写得更加丰满，与更多国家一起守护人类文明的火种，建设我们共有的家园。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 人民日报 》（ 2023年11月19日 07 版）

(责编：胡永秋、杨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