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8-26 05:12:51 来源: sp20240826
浙派人物画是中国现代人物画的一个重要流派,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浙江,逐步发展壮大,并蔓延全国。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的画派,更是20世纪中国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至今仍在中国画坛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
浙派人物画在劳动主题的呈现上体现了真正的人民性,在具体技法的选择上则展露了智慧性。艺术家通过有效吸收和改造西方造型和表现技法,结合民族优秀传统开辟新路,创作了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与时代同频,与民心共振,与民情共鸣。
“人民”是底色
1955年,24岁的方增先在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同一年,他创作了表现劳动者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精神的名作《粒粒皆辛苦》。
这幅作品,绘写了真实的生活场景,体现了对劳动人民的真情实感。而它的源起,是画家真实生活中遇到的“捡饭粒”和“捡麦穗”细节——
在农村长大的方增先注意到,有的学生会将吃剩下的饭菜扔掉,感觉“太可惜了”。还有捡麦穗这个动作,令他记忆深刻:“从敦煌坐火车回来的时候,正是麦收时节,有一群小孩在收割后的地里捡麦穗,这个情景,使我联想到劳碌的农民。”
《粒粒皆辛苦》这幅画其实并不复杂:一位老农蹲在路边,手里拿着烟袋,正在捡起掉落的麦穗,远景隐约可见两辆马车。画中虽然只有一人,却是整个农民阶层的缩影:古铜色的脸庞是整日劳作的印记,白色头巾、青白色上衣和黑色裤子是典型的服装标记。虽然是看似普通的画面,但这幅作品在技法革新方面成果斐然:造型结合素描却弱化明暗,细处的皱纹、立体的鼻翼和颧骨、粗粝的皮肤、凹凸的青筋等以墨线为骨,层次立体,颜色整体又拉开距离,精确再现了一位饱经沧桑的农民形象。这份来自写生的综合视觉形象成为后人对劳动者最鲜明的记忆之一。
1949年,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针,希望调动各界文艺力量为创造新的中国形象而奋斗。《粒粒皆辛苦》以大众熟悉的题目、平易近人的日常场景和超越同时代的造型技法,一经亮相便成为时代范本,并随着印刷出版业的流行拥有了更为深远的传播力。
《粒粒皆辛苦》“一战成名”后,杰出的浙派人物画家们“愈战愈勇”,如周昌谷《两个羊羔》、李震坚的《妈妈的新课题》、刘文西的《祖孙四代》、王玉珏的《山村医生》、杨之光的《矿山新兵》、顾生岳《红衣少女》、宋忠元《游春图》等佳作接连面世,艺术界乃至全社会对劳动题材的重视、对劳动者典型形象的塑造、对劳动活力的表现、对劳动事迹的传颂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密度。这类视觉作品聚焦劳动人民,讲述他们的故事、呈现他们的情绪,在造型和意境等方面聚合新语言,并在笔墨品质和色彩表现领域与时代潮流多维相契,共同创造了中国现当代人物绘画的新样态和新气质。
“民族”是特色
除了因主题聚焦劳动者而能与民众真切共鸣之外,浙派人物画之所以能成为时代之痕,还在于绘画语言的突破与东方血脉相融相契。
20世纪80年代,顾生岳曾在《浙江人物画选》里概括浙派人物画的特色:“采用西画写实的造型方法,强调传统笔墨的表现力,在中西绘画融合的过程中,力求保持中国画的特色和情味。”这段话精准表述出这个画派在技法层级的独特性:与光影或结构素描相较,其对结构造型及笔墨表达的处理更中国化,也更接近传统中国画的审美意趣,在融贯中西不同技巧体系的基础上找到了合适的连接点,实现了将西方写实造型原理与中国水墨写意技法融于一体的超越,有力推动了传统人物画的时代革新。
中西相融是老课题,如何相融又一直是新问题。浙派人物画匠心独具,紧抓时代焦点,以劳动为美,集中笔墨表现最伟大的劳动者,他们的古铜肤色、灿烂笑脸、健硕身材和鲜艳服饰等视觉要素,成为传统笔墨的最佳实验基地,大处写意,小处精致,丙烯等新材料积极加入,构图实践新意迭出。这批艺术家笔下的劳动者们既有血有肉有个性,又洋溢着充沛的时代痕迹。如李震坚的作品《在风浪里成长》,相较同时期的其他艺术家,明显没有矫揉造作、过于直白之弊,虽然体积、明暗塑造加强,也略有“红光亮”的风格影响,但因为坚守笔墨趣味和时代审美,故而整体依然获得了中西相融的上佳效果。
这种主题性内容兼容民族表现形式的风格不仅蔓延全国,更延续至今。如浙派人物画第二代领军者之一吴永良率先尝试的意笔线描,大力推进了人物画教学和创作,《水乡集市》《浪里生涯》等作品在语言表达和人物精神塑造方面都有重要突破;王庆明、刘国辉、吴宪生等接续者专研的意笔方案不断提升创作面貌,吴山明的宿墨法和水法研究更使浙派人物画重开新境,《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吴宪生)、《香格里拉》(吴山明)等作品聚焦普通劳动人民,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
“时代”是基色
何谓劳动者?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体现了时代的基色。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劳动者的地位到达了历史高点。在我国,这一身份认知包括了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等广泛意义上的群体。
浙派人物画家笔下的劳动者虽是现实主义的产物,却不是完全的写实主义,它将传统基因和时代基色融于一体,与西方的理性写实理念存在根本差异。其既源于大量的实践创作经历,也来自创作者对劳动对象的精准把握。这份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艺术能量,不再是简单的、旁观式的人文感怀,而是经过真实生活体验得来的鲜活视觉产物,它们表现的是生活中看到的真实的人,反映的是新中国进程中劳动人民真实的精神面貌。
比如,出身农民的方增先本身就与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连接;李震坚痴迷写生,速写本从不离身;25岁的周昌谷是在赴敦煌临摹壁画半年,又到青海和甘肃甘南藏区等地深入生活,画了大量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和速写后,创作出了名作《两个羊羔》;周沧米创作于1963年的《干部与老农》,是他深入农村采风后所画,反映了新农村建设中干部与农民一起劳动的情景,画面两位人物劳动归来,谈笑风生,大块的红色调喜庆欢快,寓意欣欣向荣的新风尚;吴山明更是经过多次长时间的藏区写生,才发现了心仪的绘画笔墨——宿墨,并最终成功锤炼出当代独具特色的淡宿墨人物画风格。
随着时代的发展,劳动者的职业类型不断丰富和变化,描绘劳动者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在不断探索中。无论何时,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坚持创作为了人民、创作依靠人民、创作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艺术创作观。后继者只有积极把握新机会,捕捉新问题,以落地生根的艺术实践深入文明源头,沉潜生活的大海,凝聚民族正气和时代精神,方能创作出更多代表时代的人物画精品。
(作者:应金飞,系浙江美术馆馆长;邹萍,系浙江美术馆研究员) 【编辑:刘阳禾】